导语｜以色列议会选举初步计票：内塔尼亚胡阵营53席、艾森科特集团48席、阿拉伯名单19席，均不过61席。反对派凑得出选票却凑不出政府，三条路各有代价；内塔尼亚胡则以看守首相身份坐等对手内耗，拖延本身就是他的政治价值。 作者简介：中东问题学者，常驻以色列与阿联酋的一线观察者。 内塔尼亚胡没有拿到新的议会多数，但以“赶走内塔尼亚胡”为目标的反对派，先暴露了自己的困境：能凑出反对现任首相的选票，不等于能凑出一个取代他的政府。前以军总参谋长艾森科特的失败，首先就在这里。 ▲ 以色列2026年议会选举夜，内塔尼亚胡（左）与艾森科特分别发表讲话。 截至2026年10月28日晚的初步计票，内塔尼亚胡阵营预计获得53席，艾森科特领导的四党集团48席，两个阿拉伯名单合计19席。双方均未达到议会绝对多数所需的61席。数字尚待最后确认，但政治结构已经清楚：反对派缺少独立完成权力交接的实力，内塔尼亚胡却能在组阁僵局中继续留任。 艾森科特面前只有三条主要道路：依赖阿拉伯政党推动政权更替，拒绝妥协并等待再次选举，或者转向同内塔尼亚胡联合组阁。三条路都有代价，而且这些代价远比内塔尼亚胡承担的更直接。 问题首先出在反对派自身。从戈兰领导的左翼民主党，到立场强硬却反对内塔尼亚胡及其宗教盟友的利伯曼，四党共同反对的是一个人，却没有同样牢固的执政共识。征兵豁免、国家治理和领导人责任可以成为共同竞选议题，但在战争目标、宗教与国家关系上，各党仍有自己的选民和红线。 ▲ 2026年9月26日，反对派领导人在拉皮德的特拉维夫住所协调选举策略。从左至右：拉皮德、艾森科特、戈兰、贝内特、利伯曼。 相比之下，内塔尼亚胡的优势是一个反复合作的核心联盟。利库德集团、宗教右翼与极端正统派政党之间争执不断，却长期知道彼此能谈什么、不能碰什么。反对派不断换党名、搞合并、推新人，试图从右翼切走几个席位；内塔尼亚胡则依靠现成的合作关系等待对手犯错。 若要绕开这个核心联盟，艾森科特就必须面对阿拉伯政党的支持问题。技术上，政府就职只需赞成票多于反对票，阿拉伯议员支持或弃权，都可能改变结果。政治上，这却意味着反对派领导人必须承担突破竞选承诺的后果。 拉阿姆党源自受穆斯林兄弟会思想影响的伊斯兰运动南支。其领导人曼苏尔·阿巴斯虽谴责10月7日针对平民的袭击，却多次回避明确接受“哈马斯是必须消灭的恐怖组织”这一表述。另一边，由哈达什、塔阿勒和巴拉德组成的联合名单，在国家性质、巴勒斯坦问题和战争政策上，也与右翼主流存在深刻分歧。 这使一场倒阁交易容易出现，一个稳定政府却难以出现。如果新政府必须应对哈马斯威胁，而关键议会支持者反对其军事行动，那么每一次战争决策，都可能变成政府生存问题。对手只需追问：这个政府究竟能否自主决定国家安全政策？ ▲ 2026年10月27日，首批出口民调公布后，艾森科特在特拉维夫竞选总部向支持者挥手。 以“内塔尼亚胡也依赖非犹太复国主义者”回应，难以消除右翼选民的疑虑。宗教政党对世俗国家的教义争议，同战争时期政府能否坚持安全目标，在这些选民眼中并不是一回事。政治联盟的边界，最终由选民如何理解风险决定。 利伯曼已经公开拒绝任何少数派政府，包括临时过渡安排。选后又传出消息称，他宁愿艾森科特主动与内塔尼亚胡联合，自己仍不加入。这意味着，“倒内”阵营内部已有领导人，不愿为一次可能损害自身信誉的短期胜利背书。 以色列政治是一场重复博弈。政党在本轮选举中怎样承诺、选后同谁合作，会影响下一轮的信誉。把内塔尼亚胡赶出首相办公室，只是眼前收益；若代价是让自己的右翼支持者认定遭到背叛，下一轮损失可能更大。 2021年的贝内特就是现成案例。他领导的亚米纳党赢得7席，其中6名议员支持新政府。选前，他签字承诺不接受拉皮德担任首相，包括轮换安排，也不建立依赖阿巴斯支持的政府；选后，他却加入了这一组合，并率先出任首相。联盟最终在内部分裂和关键法案受阻后瓦解。跨阵营合作的信誉成本，由此成为后来者无法回避的政治记忆。 因此，若艾森科特靠阿拉伯政党的票或缺席短暂上台，又很快因政策矛盾失去多数，内塔尼亚胡就可能把这段经历变成自己的竞选材料：他因一场机会主义交易被赶下台，替代者却没有治理能力。反对派得到一次权力交接，内塔尼亚胡得到下一轮动员基本盘的理由。 ▲ 2026年10月27日，联合名单主席优素福·贾巴林与支持者在拿撒勒竞选总部集会。 第二条道路同样被动。只要没有新政府接替，内塔尼亚胡便继续担任看守首相，主导安全与外交议程。如果多轮组阁均告失败，以色列可能在2027年春再次选举，5月是可能窗口之一。对艾森科特而言，谈判拖延消耗的是夺权机会；对现任首相而言，拖延本身就有政治价值。 温特尔与亨德尔两张名单在初步计票中合计获得约4.2%的有效票，均暂未跨过门槛。它们不能被全部算作内塔尼亚胡的现成票仓，但右翼小党分流，为下一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