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0年9月5日，下午。 袁伟民接了一个电话，五十分钟。 晚上，电话打到家里，又一个，二十五分钟。 两个电话，谈的是同一件事：能不能给“马家军”那几名队员一次重查血检的机会，让她们去悉尼。 袁伟民那年4月18日刚当上国家体育总局局长。到9月，满打满算四个月零十七天。电话那头的人，级别比他高。要求很明确，措辞不一定激烈，但意思很清楚：再查一次，给个机会。 他没有松口。后来他在书里写，当时心里想的是，大不了从悉尼回来，这个局长不干了。 那通电话的两头，一端是几块几乎已经挂在脖子上的奥运金牌，另一端是一份几天前出炉的、让所有人沉默的血检报告。 1 先把时间拨回七年前。 1993年8月，德国斯图加特，第四届世界田径锦标赛。马俊仁带的队伍拿下了女子1500米、3000米、10000米三枚金牌，3000米还包揽了前三。同一年9月的第七届全运会，王军霞在10000米跑出29分31秒78，把原世界纪录一口气削掉了41秒多。曲云霞的1500米、王军霞的3000米和10000米，三项世界纪录在同一年被同一支队伍改写。 那一年，马家军“刷爆”了66次纪录。全国纪录、亚洲纪录、世界纪录，叠在一起，厚得让人来不及反应。1993年8月25日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大连接见了马家军成员。国家体委和辽宁省委号召全国体育界向马家军学习。 那是荣誉的顶点。顶点之下，有东西在腐烂，只是当时没有人愿意掀开看。 2 质疑几乎和荣誉同时生长。 作家赵瑜在1990年代写了一部报告文学，叫《马家军调查》。书稿完成时，其中第14章《药魔重创马家军》，三万多字，被拿掉了。这一拿，就是十七年。直到2016年再版，这一章才重见天日。 那三万多字来自多位运动员和队医的叙述，内容具体到让人没法用“传闻”两个字打发。 马俊仁给队员制定了一张打针计划表。表上写着哪天该打，到了那天，不管人在哪里，都要执行。队伍在火车上，计划表上写着“今天”，女队员就被要求在卧铺格子里脱裤子打针。卧铺是一格一格的，隔壁可能坐着人，针照打。 更让人没法绕过去的一件事，是阑尾。兴奋剂药物对内脏的刺激是真实的，肝痛、肠胃反应，在队员中不是秘密。马俊仁的应对方式，不是停药，是让所有服药的队员集体去做阑尾切除手术。不管有没有毛病，每人挨一刀。这样，内脏就“少添麻烦”，训练可以持续。队员们还被禁止自行去医院体检。 有五个队员——吕亿、吕欧、刘丽、王媛、马宁宁——肝痛到忍不下去，偷偷出去做了检查。马俊仁发现之后，组织了开会，殴打她们。 1995年3月28日，王军霞执笔，十名队员联名，写了一封信。信里有一句话，后来被反复引用：马俊仁多年来引诱、逼迫她们大剂量服用违禁药物。这封信到了赵瑜手里。信上那句话之所以重，不在于它揭露了什么秘密，在于它撕开了一个口子：**运动员自己，在还没有退役的时候，就已经知道自己吃下去的东西是什么，以及它意味着什么。** 3 1993年的辉煌，建立在什么东西上面，队伍内部的人比外面的人清楚。外面的人只看到纪录被一次次刷新，看到国旗升起来，听到“为国争光”四个字。里面的人肝在疼，被要求切掉阑尾，被要求在火车上脱裤子，被打。 赵瑜的书被删掉一章，压了十七年。马家军的纪录却一直挂在那里，没有人去动。直到2000年。 4 2000年8月，国际奥委会做了一个决定：悉尼奥运会首次引入EPO（促红细胞生成素）的血检。EPO是一种能大幅提升血液携氧能力的物质，对耐力项目运动员的“帮助”极其直接。在此之前，尿检很难抓住它。血检的引入，意味着游戏规则变了。 中国奥委会很快表态：国内的血检参照国际奥委会通过的方法进行，超标的选手不能去悉尼。 于是有了那两次“飞行血检”。 结果出来的时候，袁伟民用了四个字：触目惊心。 马家军获得奥运会参赛资格的7名队员里，2人尿检呈阳性，其中1人血检也超标；4人血检超标。7个人里，6个人被证实使用了兴奋剂，或者有强烈使用兴奋剂的嫌疑。 一支队伍，七个人拿到奥运门票，六个人过不了药检。这不是“个别运动员出了问题”。这是一整套训练方式、一整套成绩生产流程，在检测标准升级之后，露出了底下的东西。 体育总局宣布：所有血检超标者，不得参加悉尼奥运会。 5 然后就是电话。 该省的高层开始找体育总局“磋商”。措辞是“高抬贵手”，要求是“再查一次”，理由是“让运动员重新获得参加奥运、为国争光的机会”。 不只是找袁伟民。一位国务院领导人也收到了该省一位负责人的信，信里的诉求一样：重查。 袁伟民的回应被他自己记在了书里：“怎么可以重查一次呢？这完全是一个涉及到真反兴奋剂还是假反兴奋剂的原则问题。” 这话的分量在于，它把问题从“这几个运动员能不能去”拉回到了“反兴奋剂这件事到底是真的还是演的”。如果一次血检超标可以因为说情就重来一次，那检测就不再是规则，是谈判的筹码。今天可以说情重查，明天就可以